农业税该不该叫停

　　中国人民大学的顾海兵教授认为，依据我国的税制，农业税、农业特产税是由国家制定法规，但由地方财政、税务机关负责征收管理，其所得收入归入地方政府所有的税种。据《2003年中国统计年鉴》统计，2000年农业税与农业特产税合计为400多亿元，约占当年中国税收总额的2．5％左右。其中，农业税与农业特产税大体上各占一半，就农业税与农业特产税在我国税收总额中的份额而言，为了保护弱质农业，为了减轻农民负担，为了缩小城乡差距，即使取消这两个税种，其对我国税收总额的影响也是极其有限的。如果考虑到近5年我国税收总额的年均增长率达到15％以上，则停征农业税与农业特产税从总体上讲是完全可以承受的。

　　顾海兵认为，农民，特别是以种地为主的农民，其收入相对是较低的。通常我们说农民真穷、农业真弱、农村真苦的时候，实际上是指以种地为生的纯农民。就全国而言，在农民人均年纯收入（2002年为2476元）中，来自种植业的占1/3，为800多元，农民人均税费支出高达78元，几乎占到种植收入的10％。相比之下，城市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达7703元，其税费支出为474元，占其可支配收入的6％。可见，纯农民收入低而税负比重高，城市居民收入高而税负比重相对较低。因此，从缩小城乡差距，确保农民达到小康方面看，应该取消农业税。

　　针对一些地区停征缓征农业税的做法，国务院研究室宏观司副司长丛明说，从上海、浙江、厦门农村税费改革调查情况来看，这些地区减轻农民负担工作已经取得明显成效。这些做法，对于彻底解决农民税费负担过重的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丛明也指出，上海、浙江、厦门属于自费改革，都是东部发达地区，完全有财力解决取消农业税后的缺口。从全国来看，还不能照搬上海、浙江、厦门的做法。因为农村税费改革的重点是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农民，他们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区，而中部地区的财力有限，需要中央财政给予一定的转移支付，完全取消农业税还做不到。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完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各项政策，取消农业特产税，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按照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明年要全面取消农业特产税（烟税除外），平均降低农业税税率1个百分点。以后拟逐年降低农业税税率。丛明指出，真正解决农民负担问题，还要与县乡政府机构改革与职能转换结合起来。要进一步精简基层政府机构和人员，转变政府职能，这样可从根本上防止农民负担反弹。

　　在采访中，专家们普遍认为，农村税费改革的步伐还应更大更快一些，不仅应当取消农业特产税，而且应将农业的各项税收都予以取消。从我国实际情况看，农业各项税收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不高，取消农业各税对国家财政影响不大，而且可以避免成本浪费和违规截留。与其他发达农业国相比，我国农业的税负明显偏高。各国虽然在税收制度上不尽相同，但基本上不把农业税作为一个独立的税种来设立，农民作为纳税人，不但与其他社会成员享有相同的税收制度，而且往往享有很多税收优惠，甚至有很多国家对农业实施零税率。

　　一些专家则认为，取消农业税是工业反哺农业的需要。按照经济发展规律，工业在发展初期需要农业提供原始资本积累，但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转入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现在取消农业税会极大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国家取消农业税，直接受益的是农民（据估计，如果取消农业税，农民人均可以增加70元～80元的纯收入）。取消农业税还有利于缩小城乡差别，体现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农民是我国最广大的人群，也是最贫穷的人口，农民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而取消农业税，国家虽然为此会减少几百亿元的税收收入，但由于农民收入增加，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提高，他们会购买更多的物品，从而使整个社会物品销售量增加，销售量的增加将会促进投资以更快的速度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