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维迎教授在辽大所作报告的几点个人观点

　　观点三：张教授讲到不能说传统文化中没有民主思想，比如孟子说，对于皇上犯错误，劝谏三次，不听就可以推翻他，这就是民主思想。
　　其实这种思想最早来源于武王伐纣之时。之前的统治者，宣扬谁做天子是由上天决定的，天子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威。在伐纣时新的统治者为证明自己推翻商朝暴政，统治天下的合法性，同时为了维持长治久安，提出了“以德配天”等一系列新的主张，其核心是推行“德政”，爱护天下百姓，做有德有道之君，否则就会重蹈商纣王的下场，也就是“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这一思想就是儒家文化的最初起源，也被后世奉为政治法律制度的理想的原则和标志，西汉中期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主张“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而奠定了儒家思想在中华文化中心统治地位。而“以德配天”被儒家发扬成为“德主刑辅，礼刑并用”的基本策略，再到清朝的“尚德缓刑”，以至于今天的“以德制国”都是一脉相承的。
　　问题是这是民主思想吗？民主的本质在于人与人的平等，民主才能反映民意，才能谈到法治，而孟子的这句话反映的是德治实际上仍是人治，而人治必然走向专制，本质上只能是反民主的。其实不但这句话，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李闯王的“等富贵，均田地”也都不是民主。我们由于地理的、经济的、历史的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在我们传统文化中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思想，我们现在所讲的民主法治就如我们穿的西装打的领带一样都是舶来品，我们无法否认现代西方文明给我们到来的巨大影响。
　　教我法理学的于宪老师曾举了一个精彩的例子可以进一步说明这一论点：1620年9月，追求信仰自由的102个英国新教徒（含分离派30人）在《五月花号》船到达美洲。他们登陆前缔结了建立以自治为基础的市民政治组织的契约，即《五月花号公约》。假如这些人是中国人会怎样呢？他们会推选出一个老大，饮血为盟，以后一切都听大哥的。这个比方似乎有点有损中国人形象，但事实如此，因为中国人已经习惯了被人统治，被三大法宝之一的皇帝统治。
　　顾淮曾言：“中国历史上就没有产生过民主和科学，也无法产生民主和科学。”不继续坚持弘扬五四精神，不大力发展市场经济，进而改变中国的社会面貌，民主就不可能到来。
　　观点四：张教授提倡在全国各高校都立孔子像，并认为如果我们对孔子像宣誓就会对我们的行为有很大的约束力。孔子作为一个揭示了人生真谛的伟大哲人，在中华文化中的至尊地位无庸置疑，但近百年的动荡割裂了儒家文化的传承，文化上的巨大断层和儒家思想的精华与糟柏并存的现状使得如何弘扬光大成为一个问题。对于新新人类们来说孔老夫子是怎样一个遥远而又模糊的概念呢？这种形式上的东西究竟会对他们产生多大的影响令人怀疑。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张教授提出的“法律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社会规则在社会生活中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中产阶级是一个社会稳定和进步的主要力量”“我们应该弘扬儒家文化”等基本观点，我却完全赞同。我一直有这样一个看法：
　　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既不是经济上的落后，也不在于缺乏民主法治的观念，而是中国人没有信仰，没有信仰的民族是没有脊梁的民族，在西方强势文明的冲击下，我们如何不丧失自己的民族性？！只有儒家思想才能成为我们的精神归宿。我在家里墙上挂了这样一幅字来激励自己，教育孩子。“子曰：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教我英文的高雁奎老师曾给我们讲过这样一句话“我在美国待了八年，但我时刻不敢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孔子的后代，我感到自己的根在中国，所以我回来了。”这就是儒家文化对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影响。
　　正因为张教授的报告引起了我的共鸣，我才更期待他论证的更充分，更有说服力，但瑕不掩瑜，张维迎教授以一个学者的良知，提出这样一个关乎民族前途的命题，体现了他的高度责任感，我愿为他擂鼓助威。

(作者简介：辽宁申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工学士、法律硕士，同时拥有司法从业资格、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业务方向：合同纠纷，企业法律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