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给我一双明亮的眼睛

　　爸爸的眼睛看不见了
　　1986年7月，吴春娇的爸爸吴幼乙因患白内障到遵义地区医院治疗。可手术失败了，他的左眼再也看不到任何东西。不久，吴幼乙的右眼也发生了红肿充血的炎症病变，1988年，他的右眼也失明了。成都军区总医院眼科的医生告诉吴幼乙：左眼手术造成了虹膜误伤，且白内障晶体核没有取出，导致了玻璃体积血产生，并间接地引起右眼的并发炎症。也就是说，导致吴幼乙双目失明的根本原因就是那次白内障手术。而且，由于手术后医院没有正确治疗，吴幼乙的最佳治疗时间已经失去。
　　在贵州省忠庄监狱做医务人员的吴幼乙很是气愤，前往遵义地区医院要个说法。然而，医院的答复是眼睛其他病变引起的，不属于医疗事故。1991年1月，遵义地区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下达医疗鉴定书，结论是“严重医疗差错”。
　　由于为丈夫治病而大量旷工的吴妻被单位勒令下岗，为了生活，她不得不在犯人工作的砖厂做拉砖的体力活。一天，累倒在地的她对生活充满了绝望，在自家的房梁上系上绳索自尽。幸好被娇娇发现了，她赶紧叫来邻居救下了母亲。

　　娇娇成了爸爸的眼睛
　　1988年夏天，吴幼乙第一次去成都军区总医院治疗，无奈之下，他抱上了娇娇上路当自己的眼睛。到了成都火车站，他们被告知去医院的路线是坐9路公交车。爸爸在地上写出“九”字，让4岁的娇娇领着他找公交车。转了半个多小时，娇娇也找不到公交车。爸爸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误，急忙在地上画出“9”，形象地比喻道：“这个9字就像个倒立的小蝌蚪。”嗣后，爸爸每次外出治疗，都是娇娇当爸爸的眼睛。
　　遵义地区的医疗鉴定书下达之后，吴幼乙向贵州省医疗鉴定委员会申请重新鉴定。1991年2月，贵州省医疗鉴定委员会回函同意重新鉴定，通知交纳200元的鉴定费。因为高额的医疗费用，吴幼乙拖欠单位不少钱，他的工资、独生子女费等均被扣除，他一时拿不出也借不到这么多钱。他向省医疗鉴定委员会写信说明延期交纳鉴定费，并要求保留权利。自然，他没有得到省里的答复，这就被认为他放弃了重新鉴定的权利。
　　开始，吴家的遭遇得到了社会乃至单位广泛的同情，也有不少好心人主动帮他们出主意、写材料。看到事情毫无进展，许多人打了退堂鼓。妈妈不识字，爸爸又看不见，写材料的任务自然就落到了娇娇的身上。由于刚刚上小学，许多字不认识，爸爸在桌子上用指头蘸水比划着，娇娇就照猫画虎。

　　艰难的诉讼
　　1991年8月，也就是在手术5年以后，“不胜其烦”的遵义地区卫生局下达了《关于吴幼乙医疗纠纷的处理意见》：结论为严重医疗差错，医院给患者一次性经济补偿790元。吴幼乙不服，向贵州省卫生厅提起行政复议，却一直得不到答复。
　　2001年11月，娇娇代爸爸向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状告贵州省卫生厅行政不作为。法院判决，贵州省卫生厅拒不履行法定职责，构成行政不作为的行为，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履行法定职责。然而，直到2002年8月，贵州省卫生厅才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遵义地区卫生局《关于吴幼乙医疗纠纷的处理意见》。
　　在打行政诉讼的同时，1998年7月，娇娇替爸爸向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递交了请求“人身伤害赔偿”的诉状。经过几次开庭审理，法院以当初收到遵义卫生局处理决定后“没有在规定的时限(15天)内向省级卫生部门申请复议”为由判定娇娇的爸爸败诉。
　　这年12月，娇娇又替爸爸向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上诉状。此时，戏剧性的变化出现了：医院拿出3000元钱，法院有关人员催促娇娇和爸爸接受并结案。娇娇提出，这3000元钱属于什么性质应当明确，应当写进判决书或调解书。此提议遭到了拒绝，法院拟判吴幼乙败诉，3000元钱作为案外调解补偿费。对此，娇娇代表爸爸严词拒绝。

　　我要学法律
　　1999年11月，法院经过第二次开庭审理后，又一次判吴幼乙败诉。这一年，正是娇娇初中毕业，她已经按照父母的意愿考上了遵义师范学校。当时，师范学校包分配，对于吴家来说，这算一件喜事，但爸爸的官司历经十多年一连串的挫折却让她改变了主意。她将录取通知书烧掉了，坚定地对爸爸说：“明年再考，我一定要去学法律！”
　　面对终审的判决，吴幼乙绝望了。他认为自己的证据比较有利，也比较充分，还是败诉，他要放弃了。可是，娇娇却不同意。她说：“这么多年我们都熬过来了，我们要坚持下去！”
　　2000年，娇娇考取了贵州省警官职业学院法律专业的中专班。2002年7月，品学兼优的娇娇又考上本学院大专班法律专业。娇娇开始以爸爸代理人的身份出现在法庭。在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法庭上，经过庭外协商，医院与吴春娇于2004年3月24日达成协议：由医院提供吴春娇的爸爸1万元的经济补偿。至此，这起医疗纠纷终于画上了句号。
　　如今，娇娇又考取了国家检察官学院法学专业的成人本科。她的理想就是做一个律师，给那些跟爸爸一样的人提供法律的帮助，为他们伸张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