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搞腐败”玩残法律精神

　　上世纪70年代末，在上海发生了一起冒充“高干子弟”的诈骗案。这件事曾经很轰动，巴金把这件事写入了他的《探索集》。事情梗概是这样的：

　　一个年轻人自称是某高级军事干部的儿子，这位高级军事干部的名字当时中国人家喻户晓。于是，年轻人无往而不利，有人请他吃饭，有人请他看戏，有人借汽车给他用，有人把女儿介绍给他做女朋友，有人愿意为他的女朋友调动工作。他可以做普通百姓不可以做的许多事，等等。真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后来他被揭穿了，原来是个冒充的“高干子弟”，因此就以“诈骗罪”被抓了起来，他还很不服气，说：“我唯一的罪名是我不是×××的儿子。”言外之意，如果他就是×××的儿子，以上所有的一切都是合理的，也是合法的。法律唯一给他定罪的依据是：不是×××的儿子却冒充是×××的儿子。于是罪名成立。（本应该是“冒充罪”，可能法律上没有“冒充罪”这一条，只好定了个“诈骗罪”。）

　　这件事真正引起百姓义愤的是，此人可以不受约束地“做普通百姓不可以做的许多事”，也就是特权，百姓最恨的是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但法律上没有“特权罪”，为了平息百姓愤怒，只好从法律条款中寻找出了个“诈骗罪”。假如法律上既没有“特权罪”，也没有“冒充罪”和“诈骗罪”，又将怎么制裁这个肆无忌惮做了许多“普通百姓不可以做的事”的人呢？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虽然受人憎恨，却在法律上无法可依，只能借助于“诈骗罪”为平息公众情绪找到一个出口。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有时候真的是字眼比精神更重要。

　　至于“依法搞腐败”，则更是把法律“玩”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有消息说：陕西省榆林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路志强近日在《陕西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五年规划》（草案）论证会上，系统阐述了基层行政十大弊病，明确指出，由于没有一个有效的监督机制，致使很多基层政府官员都在利用手中掌控的行政权、执法权“依法搞腐败”。

　　这位副市长在讲话中举了些事例：某人交通违章了，按法律规定可罚50到200元，那么开票就罚200元，不开票罚50元、100元的就可以了；一些行政部门抓住你一件事情后，先给个“下马威”，说你这个问题很严重，按规定应该罚多少多少万，“懂事”者于是赶快请客、送礼，往往就能争取个“宽大处理”即少罚一点——相关法律的弹性之大给执法者留出了足够大的“可操作”空间，行政执法者手中的自由裁量权也就变成了某些个人吃拿卡要、中饱私囊的工具。再有就是，许多部门掌握着各种不同项目的审批权，而且审批起来还没有个法定的期限，里面的“名堂”就更多了。但不难发现，相关部门和人员从中捞到了实惠却还“不违法”，甚至还可以说是在“依法办事”！

　　法律条文是法律精神的载体。可是当法律条文成为掩盖实质的挡箭牌、通过抠字眼钻法律的空子、并把“立法精神”玩弄于字眼之间时，法律的精神就已经被亵渎和践踏了。而事实上法律并不是这样的。据一位法律界的朋友介绍，法官判案要掌握三个原则：过错原则、无过错原则、公平原则。好的法官不能仅限于熟读法律条文，还要真正把握法律精神。现实生活中的案件形形色色，不是光会抠法律字眼就能解决的。有时候，被告即使无过错（按照现行法律条款该签的字都签了、该盖的章都盖了），但确实给原告造成了伤害，也应该给予适当赔偿；有时候，被告确实有过错（某个章没有盖，某个环节没有签字，日期期限过了，等等），但确实未对原告造成损害，也不必承担赔偿责任。这些，就是按照公平原则得出的结论。说明法官也不是好当的。

　　我们的“依法治国”是以法治精神治国，法律以维护公平和正义为己任，而不允许通过抠字眼来钻法律的空子。“依法搞腐败”虽然是极端的情况，但也提醒人们注意，某些人打着“依法”的幌子，也能干出些违法的勾当。除了“依法搞腐败”以外，什么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 往往也能打出个“依法”的旗号来。这就需要我们提高法制意识，炼出一副“火眼金睛”，才能识破藏在“依法”外衣下的奸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