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移植法律空白待填补

　　我国器官移植的伦理难题，在于有数千年传统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等观念的障碍。与此同时，由于我国对于脑死亡的法律界定的空白，也形成了在此条件下的器官移植处于无法可依的真空状态。而在另一方面，尽管自1964年成功开展肾移植技术至今，我国每年的器官移植手术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但是由于种种障碍，不仅致使我国还没有一部关于器官移植的法律，导致了器官移植的无序竞争，更形成了每年的肾移植量不足发病人群的1/10的巨大缺憾。

　　事实上，在最早开展器官移植技术的美国，同样面临着与传统伦理间的强烈冲突。当时，由于人体器官价值昂贵，就必然会有人利用器官获取高额利润，把器官作为商品进行倒卖，而穷人为了生活会被迫出卖自己的器官，那些富人则可以任意挑选、置换器官。这些都引起世人的极大震惊和不安，为此，1984年9月美国政府通过了视买卖人身器官为非法的决议案，并公布了《统一解剖捐赠法》和美国医学会制定的《器官移植伦理原则》。

　　因此，能否通过法律的形式妥善化解一些伦理及社会难题，来缓解因一些愚昧的心理造成供体器官大量浪费、器官移植供体来源严重短缺的状况，就成为器官移植必须跨过的一道门槛。

　　对于人体器官移植所产生的种种冲突，必须通过借助法律与伦理的双向调节作用，来形成社会进步的新的合力。而这种伦理的调节作用，不在于对落后伦理观念的盲从。器官移植作为近代医学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它的出现体现了对于生命健康的尊重。因此，人体器官立法的根本目的，必然在于最终通过以尊重生命、服务健康为原则的医学伦理，来取代传统守旧的伦理观，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的伦理状态。

　　目前我们还没有一部像美国医学会制定的《器官移植伦理原则》的明确条文，有关器官移植伦理委员会的职能及权限尚待进一步明细，有关脑死亡的法律空白也没有完全填补，而在人体器官移植的伦理方面，亦即基于生命伦理的利益、自愿、公平等原则，基于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对人体器官这种稀有资源的收集、分配方面，以及器官移植实施过程中社会、医疗组织、医务人员的道德责任等等方面的问题，都还需要通过立法的形式进一步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