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20年历史的重要险种：农业保险前景仍然很危险

　　2005年6月，四川省资阳市部分生猪患猪链球菌。农民在加工病死猪过程中被感染致病，截至7月30日共感染174人，死亡34人，死猪400多头。四川省委农办一位处长说，深层是经济原因：生猪是农民收入支柱，一旦病死，农民舍不得进行无害化处理，冒险宰杀食用。

　　他说，如果生猪保险能提前半年开展，农民在猪死亡后得到保险公司赔偿。一是不会冒险吃病死猪肉，二是病死猪所有权转归保险公司，有利于无害化处理，也不会给财政造成负担。此类事件就不会发生了。

　　而这仅仅是中国资格最老的险种之一农业保险业务的一个角落。《证券市场周刊》获知，经历近20年严寒的农险终于回暖，今年前三季度保费收入6.07亿元，同比增长66.07%——可公布这一数字的中国保监会财险监管部副主任郭左践的笑容并不灿烂。

　　他说，现在不是追求规模的时候。目前从保监会到各家经营农险的公司都还在摸索。“道路如果走准了，农险自然能走好。”

　　曾经叶枯花萎

　　由于未建立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和缺少财政税收政策扶持、立法缺位等多种因素，加之风险大，经营成本高，农险亦是保险业中发展得最“可怜”的险种。1985-2004年间，除两年农业保险实现微利外，18年呈现亏损。20年中，农险平均综合赔付率超过120％。

　　从1994年起，农险保费收入逐年下降，险种减少，规模逐渐萎缩。2004年，中国农险保费收入3.96亿元，比历史最高的1992年下降52%。

　　中国农业自然灾害较严重，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及2004、2005年中央1号文件都对农险发展提出明确要求。国家领导也多次对农险做出批示，保监会人士亦被多次要求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共同商酌对农险提供政策支持的办法。

　　2003年11月，保监会确定逐步建立多层次体系、多渠道支持、多主体经营的符合国情的农险制度，经营原则应是政策扶持，商业运作，并将农险业务区分为政策性与非政策性。

　　2004年，保监会在上海、吉林、黑龙江分别批设3家不同经营模式的专业性农险公司；在苏、川、辽等省，依靠地方政府支持开展了保险公司与政府联办、为政府代办以及保险公司自营等多种形式的农险试点工作。试点在次年全面开花，初步扭转农险萎缩的趋势。

　　市场上甚至有传言说，保监会近期将批设专门经营农险的新公司。尽管郭左践否认，但显然农险的发展正在被市场看好。

　　如今缺养少肥

　　监管层依旧忧心忡忡——当前农险的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其前景仍然凶险。中国农险最大“软肋”就是缺乏巨灾支持保护体系。专家称，这是中国农险与发达国家的主要差别。

　　发达国家大多通过提供再保险或建立巨灾保险基金，为农险提供支持。在中国，巨灾损失完全由保险公司承担，使得保险赔付率居高不下，农险受到制约。除此，业者抱怨除免征种养两业险营业税之外，政策对农险不管不顾。

　　由于对农险补贴属于WTO允许的“绿箱政策”，多国政府通过支持农险，间接对当地农业、农户扶持与利益保护。如美国对农险的平均补贴达到保费的50%左右，其中巨灾保险补贴全部保费。日本对早稻、小麦等险种的补贴高达80%。一些国家对农险业务免征一切税收。

　　由于没有政府支持，受中国农民购买力所限，如果保险公司按市价定保险费率，农民买不起；反之，保险公司则赔不起。

　　更致命的是，农险今天仍然没有一个专门的法律法规保障自己，如农险的定位、政府在政策性农险中的作用和地位、对农险的支持扶持原则、对农险投保人利益的保护、对保险公司的保护、如何保证农险的投保面等都不能有效落实。

　　保监会的努力

　　郭左践亦对记者表示心急如焚，今年8月下旬，由保监会牵头的一个联合调研组，赴农险试点地区调研。他向本刊透露说，保监会正争取的政策需求包括：

　　加快农业保险立法工作，为制定《农业保险法》创造条件；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明确对农险业务的税收减免政策，所减免的税收转入专项农险基金，用作应对农业大灾之补偿之积累；对于参加保险的农户，可优先给予信贷支持。对经营农业保险的公司出现流动性资金不足的融资需求，允许其申请一定额度的无息或低息贷款；建立农业巨灾保险基金，具体可采取财政出资建立中央级农业巨灾保险基金。各类农业保险经营主体，按照商业再保险原则向基金购买再保险，分散自身风险。

　　郭强调，保险公司也要转变观念，即改变一说农险就是要成立政策性公司，就要完全等着国家拨钱。鼓励专业性农险公司、相互制农险公司等多种组织形式的市场主体经营农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