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形势要点

人们对中国“诸侯经济”的弊端的忧虑日渐加深

　　【 财经观察】中国正努力消除以“诸侯经济”为代表的地方保护主义。今年7月，第二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在成都召开。此次论坛由广东、湖南、四川等南部9省以及港澳政府代表参加，提出了废除阻碍地区间商品流通的地方保护制度和规定的提案。

　　论坛的目的是通过整合南方地区经济圈，消除个别地方的利己主义。在过去的一年里，该论坛已经达成了20余项协议，以消除税收、物价、人才等10余个领域的地方壁垒，建立大市场。

　　目前，中国市场被分割成了许多块。尽管各地各具特色是理由之一，但地区间人为设置的壁垒却是主要原因。珠江三角洲经济圈的A省数年前曾试图向C省输送廉价的电力，但必须经过B省。拥有众多小型发电站的B省担心本省的发电站因此失去竞争力，于是拒绝了A省的要求。B省某领导甚至说，让A省“用飞机输送电力”，引起舆论哗然。

　　不仅是电力，烟草、通信、制药、运输、农业等也是中国地方保护主义比较严重的行业。地方政府在采购时，一般会优先购买本地生产的工农业产品。一些地方只将货物运输权交给本地公司，外地拉货来的卡车只能空车返回。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阻断了物流。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产品具有竞争力的企业也无法形成规模经济，这严重影响了中国政府培育能与国际大企业同场竞技的大型本土企业。

　　随着中国经济开始迈上追求质量和效率的轨道，人们对“诸侯经济”的弊端的忧虑也日渐加深。构筑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圈仅仅是制约“诸侯经济”的一个实例。自2001年以来，中国政府陆续出台了多项针对“诸侯经济”的对策。目前正在推进的《反垄断法》禁止地方政府以控制商品和劳动力流通为手段建立地方壁垒，将成为制约“诸侯经济”的一把利剑。虽然消除地方保护主义有可能造成众多地方中小企业破产，但“诸侯经济”衰退后，以中国整体市场为营销对象的全国性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经营环境将得到改善。

戴氏三步曲是否能将天津的困惑一扫而尽？

　　【 综合观察】从2002年年底开始至今，天津这艘“直辖市航空母舰”在前“财神爷”戴相龙的掌舵下破浪前行。

　　在经济版图上，由于首都北京的耀眼光芒，天津这座自古被定位成“天津卫”的城市一直显得非常低调。“财神爷”是否能大显神通，率领天津驶向自己的“海域”？

　　一两年前，天津是这么期盼的，如今仍然是。一切有可能成功，但一切仍是个未知数。

天津把最热烈的掌声给了他

　　2003年新年刚过，希望和等待的气氛笼罩着天津。

　　在天津大礼堂，一场官方的联谊晚会正在举行。参加这个晚会的基本上都是天津的各界名流，他们虽然早早地入了场，呆在观众席上，但他们的兴趣和闲聊的重心显然不在当晚的节目，而是新来的代市长戴相龙。戴是在前一年的12月30日走马上任的，至此还不过一个月时间，甚少在公众场合亮相。

　　银行家，这是戴来天津前的职业，他因此获得了“财神爷”的称号——但更令天津的政界、商界人士热血澎湃的是，“财神爷”来天津的时候，手上揣着一份7000亿元的5年投资计划；甚至有传言说，戴相龙一到天津，就兑现了7000亿中的500亿元。

　　“戴相龙毕竟是在银行界拥有太强的人脉啊！一个城市发展所需的资金动力，说不定通过他就能搞定。”一年后，天津一位经贸委官员透露了当时的心声——当时，天津有数亿期盼的人不在少数。

　　在那个新年联谊晚会上，戴相龙首次在公众面前亮相：两个小时的节目结束后，正当观众准备离场时，主持人的一句话让大家坐在了自己的位置上：“戴市长接见演员。”

　　“哗……”一阵热烈的掌声跃然而起，整个大礼堂都沸腾了，掌声持续不断，这使见惯场面的戴相龙出乎意外。据出席那次晚会的人士回忆，当时戴相龙并没有说话，只是不停地向观众点头致意，可是掌声依然不断，无法平静，仿佛他的出现才是演出的高潮。

　　“那天，他穿了一身藏蓝色的西服，面对群众的热情，他一个劲地向四周点头。大家都热情鼓掌，无法平静。当时，我手都拍痛了。”一位出席那次晚会的人士说。

　　这是天津送给戴相龙的第一份礼物。更准确地说，这是一种期盼。

　　在此之前，世人对戴相龙的了解是，这是曾经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事实上也是这样，戴相龙在39岁时，在某个县上做过一年半的县长，此外的职业时间几乎全部投在金融界上了：先后担任过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交通银行总经理、央行行长。戴并没有太多的从政经验，尽管如此，天津还是把最热烈的掌声给了他。

戴氏三步曲

　　如果说，第一次掌声是因为戴相龙带来希望的话，那么，第二次掌声则是因为他的“戴氏三步曲”。

　　2003年1月24日，天津市第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这次会议戴相龙以全票通过，正式当选天津市市长。

　　在上任前就妥善安排了资金来源的戴相龙，在接下来做的就是寻找资金的突破口了——他走的是三步曲：招商、打造北方金融中心和组建北方海港制造业中心。

　　天津开发区、滨海新区是天津最具发展潜力的开发区，这获得了戴相龙的充分关注。他在上述地区调研的时候，留下了三句让人印象深刻的话：“要走出国门，进行具有国际水平的招商活动。”接下来是：“开发区必须要有大范围、综合、开放、市场化的资本运作。”还有一句是：“开发区拓展土地的问题我来负责解决。”不离其出身金融业的职业习惯。

　　这是戴相龙运作天津计划中的一部分。在他的设想中，他将自己熟悉的金融知识运用到“天津复兴”中来。在此前提下，他计划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浮出水面：天津积极发展种类金融机构，引进外资金融机构，争取开展离岸银行业务，筹建滨海发展银行，组建非银行金融机构，推进北方重要金融中心建设。

　　“北方重要金融中心”，一时间成了天津以及媒体的热点。

　　早在2003年春节的媒体吹风会上，戴相龙就暗示要成立金融办公室，把天津的金融发展壮大，戴还约见了以经叔平为首的民营经济投资考察团，团中包括著名的民营企业家刘永好、张宏伟、卢志强、唐万里，民生银行行长董文标等。

　　为了这个目标，他首先要在天津设立一家银行总部。早在戴相龙供职央行行长期间，滨海发展银行就一直在热烈讨论之中，终于在2004年2月，在滨海发展银行的设想上批准成立了渤海银行，总部设在天津。这是目前国内获得批准的第二家民营银行，为环渤海地区的主要城市和港口服务。

　　2004年3月，在戴的张罗下，与德国合资的中德住房储蓄银行在天津成立。

　　而另外一家正在筹建中的民间商业银行也有望落户天津，那就是由中、日、韩三国参股的东北亚商业银行。如果这家银行成功着陆，将为戴相龙的“北方重要金融中心”锦上添花。

　　戴相龙金融战略环节包括的不仅仅是银行，他的目光还锁向了北方产权交易中心。2003年10月，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被戴相龙邀请到天津考察，原本打算只看30分钟的李荣融，结果“考察”了两个小时。

　　延长的时间让李荣融更清楚地了解天津和戴相龙的雄心，戴的努力也有了回报：2003年12月，天津市政府与国资委联合召开“国有经济结构调整与产权市场发展”高级研讨会，李荣融再访天津。戴相龙则在会上借势提出“天津市要积极争取国务院国资委的指导和支持”。

　　产权交易市场包括国有企业产权交易市场和其他产权交易市场，对天津这个老工业基地、国企众多的城市来说，戴相龙希望冀能拿下前者的交易中心地位。更重要的是，北方所有城市的国企产权交易，都必须在北方产权交易中心挂号——如果天津能将此囊括入怀，不仅是获利的问题，天津在北方经济版图的地位也势将凸显。

　　王歧山领导下的北京市，也在争夺北方产权交易中心这个名号，而且优势明显，可在2004年初公布的首批成为中央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市场的产权交易中心名单上，志在必得的北京产权交易中心却榜上无名，反而天津产权交易中心高高在上。王歧山亦是金融业出身，与戴相龙可算是老同行了。

　　对于戴相龙在此项事务运作中，有很多故事。有一条传言则称，当时，中国产权交易供求信息中心委托天津产权交易中心主办了一份内部刊物《产权导刊》，戴相龙看到后，大为赞赏，并主动提出给他们申请刊号，支持办刊。

　　不过，戴相龙并不是把所有的赌注都押在金融这根弦上，因为他知道，跟北京争夺金融中心是需要资金流的，需要第二、三产业的极度繁荣，而天津目前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也许，作为金融家的戴相龙深知的是，金融资本的繁荣必须依赖产业的活跃。于是，戴氏三步曲中的最后一个环节跃然纸上：选择产业，开拓进攻！

　　天津是一个老港口城市，发展海港制造业，为北方服务，这才是戴相龙的真正思路。

　　戴表示，自2003年起，每年都将由市政府组织一次港口工作会议，他还把一个“天津市港口贸易经济区发展战略”交给南开大学等学术性单位进行研究，并邀请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洛林等专家召开“天津市港口贸易经济区发展战略研讨会”，制定开发海河下游和港口计划等。

　　房地产业也开始在天津展示繁荣的迹象。天津一家知名房地产集团的负责人说：“前些年，房地产公司纷纷逃离天津，现在，是可以回来的时候了。”

　　对戴相龙的努力，天津并没有吝啬她的掌声。

掌声、鲜花，还是质疑？

　　从技术官员转型行政官员，戴相龙在适应着一个角色转换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戴相龙成了一个极其低调的人——对于他的低调，天津人都知道。

　　但无论再怎么低调，戴无法避开因他的努力而带来的天津变革，以及因此而来的掌声、鲜花，抑或是质疑。

　　天津人始终是充满北方汉子的信心和憨厚的，在无私地奉以掌声的同时，还在默默地承担变革的阵痛。

　　郭师傅，50岁上下，一位普通的下岗工人，是多年前的下乡知青。十年前郭在天津有了自己的房子，可是去年的拆迁让他不足20平米的房子一夜之间化为乌有，政府发放了3万元的补助。就在房子被拆的同时，天津的房价也在一夜之间水涨船高，买房子的希望一下就破灭了。

　　郭师傅现在租房子住，房租每月200元，而夫妻俩每月总收入为800元。他忧郁地说：“这样的日子能过多久，我不知道。可是我想5年后天津会变得更好，也希望我们能住上自己的房子。”类似郭师傅境遇的在天津不在少数。

　　戴相龙的心情也是冰火两重天，他不止一次地说：“我心里很难受，天津是个老工业基地，但是却有这么多的下岗工人。”

　　不过，戴相龙务实的态度和作风还是赢得了大部分部分天津市民的心。当地一位学者说，自从戴相龙来了以后，天津的经济运转速度明显加快。原先很多搁浅的项目重新上马，资金流量加大。

　　但戴氏三步曲是否能将天津的困惑一扫而尽？戴氏复兴计划能否从根本上终结不景气状态？7000亿元规划是否能有始有终？更关键的是，政府精心安排的产业布阵是否又将轮回一次计划主导的威力？

　　这一切，显然不是戴相龙现在所能回答的。

【形势要点】

经济运行回到“行车道”

　　【 财经观察】有关内地经济的「冷」「热」之辩还在继续。对此，国家发改委经济运行局副局长朱宏任近日表示：中国经济正从「超车道」回到「行车道」。

　　内地经济究竟是「过热」抑或「降温」，一派经济学家举出CPI、房地产价格、固定资产投资等诸多数据，称，相比去年的「局部过热」，今年中国经济或将「全面过热」；与此同时，包括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在内的另一派观点却忧心忡忡认为，「中国经济降温这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终于要发生了」。

　　朱宏任表示，当前内地经济运行中发生了一些新变化，但从宏观上看，经济没有出现大的下滑，仍运行在平稳较快发展的轨道上。

　　他更以高速公路行车举例称，中国经济不会长时间在超车道上行驶，目前正逐渐回到行车道，但远未进入慢车道。

　　在中国国内关于经济走势的激辩中，有不少观点与朱宏任不谋而合。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经济室主任李鲁阳不久前即表示，目前宏观经济只是由高速增长期转入平稳增长期。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中心副主任范剑平亦认为，目前中国经济运行只是从前一个阶段加速增长，向稳定增长再转化，还得不出经济下滑的结论。

　　在最近一轮的经济增长中，内地一直保持着9%左右的增幅，这一数字基本接近增长8%至9%的理想区间。就国际形势而言，有国际权威机构预测2005年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都将有所放缓，全球经济增长略低于去年，但大幅下滑的可能性不大。

　　朱宏任的观点正是在分析以上经济长期趋势、判断标准、国际环境、预期目标等诸多指标后得出的结论。他亦指出，正确认识当前经济形势还须把握几个突出问题，如煤电油运供应出现趋缓迹象；工业企业经济效益增幅回落；固定资产投资反弹压力依然存在；进出口不平衡；信贷结构不合理等。他表示，须把握宏观大局、把握突出问题，方能正确分析中国经济。

　　从宏观上看，内地经济没有出现大的下滑，仍运行在平稳较快发展的轨道上。

供求关系出现逆转背后的三个令人深思的信号

　　【 财经观察】商务部日前发布的《600种主要消费品和300种主要生产资料商品供求状况调查报告》显示，今年前5个月，39个工业行业的产成品库存同比增长19%，纺织品、家电、鞋等商品市场需求减弱，产品供过于求的矛盾整体呈现加剧的趋势。

供求关系出现逆转，发出了三个令人深思的信号。

　　信号一：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任务依然艰巨，必须继续保持宏观调控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就钢材市场而言，统计显示，受近年来钢材价格持续上扬影响，不少企业盲目投资钢铁项目，导致我国钢材产能严重过剩。今年上半年我国钢铁企业库存同比增长32.9%，曾经持续上扬三年之久的钢材价格从今年4月份开始下跌，到了五六月份，国内钢材价格每吨急跌1000多元，已经跌破经销成本。此外，电解铝、铁矿石等产业产能严重过剩。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运行局副局长朱宏任指出，上半年工业利润在上年较高基数上适度回落，基本上属于合理回归。但也应该看到，亏损企业亏损额大幅上升，行业效益明显分化，部分行业企业生产经营持续困难，如果任其长期存在并逐步扩大，最终将影响国民经济的持续平稳发展，需要引起各方面高度关注。

　　过热行业的利润下滑，既说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产生了积极效果，同时也显现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任务依然艰巨。朱宏任表示，下半年，国家将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为提高企业效益营造良好的宏观环境，特别要抑制部分行业生产能力盲目扩张。

　　信号二：供求关系的逆转，将促使企业应更加注重市场需求，调整产品结构，回归理性投资。

　　据介绍，目前全国84种纺织品服装中，已有超过八成的商品供过于求。企业盲目投资中低产品，市场低价竞争严重，而受征收出口税、转口贸易减少和纺织品贸易争端等因素影响，一些纺织品出口企业将不得不从内销市场寻找出路。下半年国内纺织品市场上，产品供大于求趋势将更为突出。

　　中国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副总经理李灵敏称，今后，企业将更加注重产品结构的调整和产品档次的提升，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和竞争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司司长房爱卿称，供求逆转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企业不考虑市场需求，盲目投资所致。今后，国家将通过定期发布商品供求报告，为企业提供相关信息。

　　信号三：部分商品供大于求，说明我国消费依然动力不足，亟待采取措施，寻找新的消费热点，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今年上半年，虽然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比去年全年提高1.8个百分点、迎来1997年以来的最快水平，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依然偏低。而上半年拉动结构升级型消费增幅减缓、城乡居民储蓄倾向增强等诸多因素，正在成为限制消费的重要因素，已影响到近期市场需求的增长。

　　据分析，今年以来，汽车、住房、通讯等消费升级商品改变了前几年持续高速增长的态势，增长大幅减缓；由于农产品价格近期出现下跌，农资和农村消费价格持续上涨，农民增收难度加大，农村消费市场增长后劲受到影响；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倾向增强，消费意愿有所减弱，居民放弃即期消费心理明显。

　　为改变部分商品严重供大于求格局，促进消费，今后，国家应不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遏制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积极扩大就业，努力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改善农村流通和消费环境，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所谓“炒油团大规模入疆”完全是无中生有

　　【 财经观察】温州人近年来在全国商界呼风唤雨，今年上半年还传出了有温州炒家在新疆购买大量油井的说法。但调查发现，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迹象表明有温洲游资介入这一国家严控的领域。

　　传闻说得有鼻子有眼：目前，通过挂靠当地石油公司或勘探公司，温州商人在新疆已控制约120口油井，总投资额超过50亿元……

　　控制着新疆北部准噶尔盆地油气资源的中石油新疆油田公司证实，今年以来，准噶尔盆地东部边缘确有一些因产量达不到工业开采价值而被关闭的油井，频频被当地一些地方石油公司重新启封开采。但据油田管理部门调查，并未发现沿海资金介入。

　　新疆浙江企业联合会会长、温州商人黄银荣说，个别温州企业试图挤入这一行业是可能的，但所谓“炒油团大规模入疆”完全是无中生有。

　　一个油田开采动辄需要投资数亿元乃至上百亿元，但目前个体投资规模多在千万元以下的温州人显然还不具备独立开发的条件。

　　更大的难题是，尽管今年初国务院已承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石油等垄断行业和领域，但目前还没有相关配套措施和具体操作办法。

　　一些业内人士分析，通过媒体引导社会舆论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是国内外一些大企业通行的做法。也就是说，“温州炒油团”，是急于进入石油开采领域的民间资本在遭遇法律和政策障碍后的一种“鼓噪”。

中西部地区：投资热闹财政冷清

　　【 财经观察】在改革开放进行了25年之后，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不再作为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中的“带头大哥”，广东、上海的若干指标已经排在了内蒙、山东等省市之后。

　　在外界对此表示关注，并由此提出区域经济发展正在“变脸”，中国经济增长拐点隐现的同时，部分区域专家却表示，这些GDP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较快的地区，其投资倾注的产业，对地方财政收入的贡献并不明显。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邹治平博士表示，上半年，GDP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较快的地区，其投资多数为第二产业投资，这种投资金额大、周期长、见效慢，对地方财政收入贡献不明显，直接影响到了当地解决贫困状况的进度和难度。另外，内地地区因为经济总量的基数问题，即使增速快，但绝对值与东南沿海地区相比，还是相差甚远。

　　邹治平举例说，东南沿海地区，由于第三产业发达，营业税收入给地方政府的贡献很大，所以当地政府很“富裕”。而在内地，第三产业欠发达，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多半集中在能源工业或交通等方面，如西气东输、青藏铁路等项目。

　　“这类项目的收益要很多年以后，自然在增值税方面的贡献就不多。并且，民间资本参与的机会很少，引进外资的机会更少，营业税收入也很少。而税收收入直接影响到政府的财力，也影响到当地的经济实力以及居民的收支情况。”邹治平说。

　　对此，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王朝才研究员表示：“对欠发达地区来说，只有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其他产业也随之增长并达到一定规模，这个地区才是真正摆脱了贫困，这还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

　　王朝才进一步解释说，如内蒙、山西等省份，因为具备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投资都偏重于能源行业，这些行业从扩大就业和为地方财政的贡献来说，远远不如加工行业，因为基础行业的产业链在一个地区并不长。“但一个地区需要利用自身优势来发展经济，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拉动第三产业发展，这种做法也是必要的。”

　　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室副主任冯杰认为，内蒙连续几年高速增长的投资基本以煤、电等能源型行业为主，还有电解铝和硅铁石等高耗能工业，具有资源优势，利用优势来发展经济是无可厚非的，但风险也很大：“一旦经济出现紧缩，这种结构性风险就会立刻暴露出来，经济就会迅速下滑，也就不会有现在这么高的增幅了。”

【政策要点】

人民币币值重估后汇市的新纪元尚未破晓

　　【 财经观察】在7月21日人民币币值重估后最初的繁忙过后，汇市新纪元尚未破晓，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政府对有关人民币新的交易体系的计划透露的信息非常少；目前没有几家银行已经发布了在人民币币值重估后的时代的宏大战略。如果说发生了什么变化的话，有关的变化是逐步累积的，反映出中国所采取的行动幅度不大，许多人表示，中国所采取的行动显示中国政府对改革的态度是严肃的，但并不足以使全球交易发生真正的改变。雷曼的Daniel Tenengauzer表示，人们近乎疯狂地从人民币的行动中寻找交易可能性，但他们在观察势态进展后表示，有关消息没有多少值得交易的实质内容。

专家建言人民币汇率盯黄金

　　【 财经报道】黄金问题专家、上海源复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首席战略分析师刘涛日前表示，人民币参考的一篮子货币中，应该有黄金这种硬通货。现在的信用货币体系中，货币的购买力是货币发行国所赋予的。“9.11”事件以来，全球重要资源的争夺日趋激烈，国际货币体系配置资源的不稳定，配置能力和效率的下降等都使得人民币参考的这个“篮子”中应该有黄金的加入。

　　刘涛进一步分析指出，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人民币已经在周边国家和区域成为区域性的国际化货币。从长远来看，人民币将成为继美元、日元、欧元之后的第四大货币体系。因此，为了更好地匹配国家的地位和作用，第一是应该适当增加一些黄金储备，第二是在参考一篮子货币体系中也应该有黄金这个角色，这能更好地平衡和调节汇率形成。

　　颐合财经首席经济分析师张卫星表示，黄金问题历来是我国的软肋，官方黄金储备本来就不高，民间金融黄金交易更是刚起步。一篮子货币中应该有黄金存在的意义，因为未来十年国际货币体系必定要重新架构。

　　“靠美元吗？靠不住！靠欧元？靠日元？我看，还得靠黄金。”长期研究黄金问题的张卫星自问自答，“一篮子货币中如果有了黄金这个真正的国际货币，篮子才能更结实。”

　　张卫星认为，我国汇率制度从以前单一对美元的硬连接，到现在通过一篮子货币的软连接，各方应该意识到黄金在这个转变中的重要作用。我们的黄金价格是从美元计价的黄金引申过来的，最后落实到人民币计价的黄金价格信号已有所失真，我们其实没有真正参与到国际黄金竞价中去。

　　其次，我国只有首饰黄金等实物类金品，在金融黄金领域的潜力和作用还没有真正开启和运用。我们只有拥有更多的黄金储备(包括官方储备和民间储备)，才能真正参与这个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构。同时，才能更好地和我国的地位和未来的大趋势相匹配。

　　编著国家教育部“九五”规划项目《中国黄金市场研究》的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周洁卿认为，黄金的货币属性在未来不但不会削弱，还可能增强。虽然国际上没有什么硬性规定黄金储备的规模应该是多少，但拿我国与西方工业七国来比较，我国的比例过低。美国这么多年不但没有削减它的黄金储备，反而在其外汇储备中增加了黄金的比例。应该说，黄金储备的数量、规模是和国家的地位相匹配的。

　　与此同时，也有专家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北京黄金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炳南对本报记者表示，人民币汇率参考的一篮子货币只要参考相关货币就可以了，没有必要盯住黄金，因为这仅仅是货币价格的波动。

　　黄金经济学专家、高级分析师刘山恩也认为，黄金毕竟在货币领域使用的范围还太小，而且一直以来各国也没有参考黄金的先例，这个问题还需要商榷。

余永定：中国不应屈从压力令人民币进一步升值

　　【 财经报道】《经济观察报》引述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余永定称, 在上月人民币兑美元升值2%之后, 中国不应屈从于美国的进一步压力, 继续调整人民币汇率。

　　余永定指出, 美国政府和国会在平静一段时间后还会提高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这段平静期不会很长。中国政府必须做充分准备, 要有可行的预案并且坚持到底。关键的问题是中国政府和中央银行的权威和公信力绝对不应该受到损害。

　　余永定称, 一些机构计算预测人民币将大幅升值是不正确的。即使其计算结果是正确的, 人民币确实需要升值10%或更多, 也并不意味着人民币需要立即升值10%。绝大多数国家的货币操作当中, 汇率向均衡汇率的靠拢都不是在一个时点上完成的, 市场对于这种较长时期的调整过程也认可。

　　余永定又指, 中国采取“参考”, 而不是“根据”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不但将给货币当局更多维护汇率稳定的主动性, 而且可以增加汇率变动的不确定性, 使投机者的单边投机难度增加。央行不公布一篮子货币的具体构成也具有同样的功效。

　　余永定表示, 在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条件下, 人民币兑美元和其它货币的汇率, 在初始汇率决定之后(即货币篮子的人民币价格决定之后), 主要取决于美元和其它货币之间汇率的变动。而在参考一篮子货币的制度安排下, 人民币兑美元和其它货币的双边汇率, 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央行对整个经济形势的判断及其干预能力(特别是对冲能力)。

　　中国人民银行7月21日宣布, 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对美元即日升值2%, 即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

　　央行发布第2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称, 将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 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将根据市场发育状况和经济金融形势, 适时调整汇率浮动区间。

【热点聚焦】

全球金融投资者都应感谢中国

　　【 财经报道】全球市场上绝大多数衬衫和电视机都是中国生产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发达国家的通胀率、利率、工资、利润、石油价格甚至房价都感受到了中国经济的强大影响力。

　　自２０００年以来，中国经济对全球ＧＤＰ增长的贡献超过了印度、巴西和俄罗斯两倍还要多，甚至超过了日本。最根本的原因是数量庞大的廉价劳动力。中国出口的货物和服务价值占到了中国ＧＤＰ的７５％。因此，东方巨龙的苏醒对世界的影响是结构性的，中国因素的加入将重新构建全球的经济秩序。

　　中国、印度、巴西和前苏联地区的工业化和市场化将导致全球工人数量翻倍，中国占其中一半。中国贸易赢余的快速增长是因为固定资产投资狂潮降温的结果。在最近十年里，中国的进口与出口以同样的速度增长，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是“绝对正面的供给性冲击”。“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将会压低通胀率，全球经济中的劳动力、资本、货物和资产的价格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只要保持目前的模式和强劲的增长势头，中国就有能力生产大量商品压低全球市场上的价格水平，同时也能限制住发达国家的工人收入增长，这些变化正在改变全球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和相对收入。不仅仅是庞大出口能力导致了相关产品的价格下降，巨量进口也推动了相关产品的价格上涨，非常明显的例子是消费品、原材料和石油。

　　在过去十年里，美国市场的鞋和衣服真实价格下降了３５％；中国成为了铝、钢铁、铜和煤炭最大消费国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石化基地。

　　但这些“新人”带来的具有经济价值的资本量很少。因此，在工人数量翻倍和全球资本存量规模变化很小的双重作用下，全球经济的资本和劳动力的比率将会在近些年下降大约一半。

　　以就业收入增长来衡量，当前美国经济复苏是历史上最弱的一次，自２００１年１１月以来的国民收入只增长了１１％(在经济衰退的时候这都是很低的数值)，而前五次经济复苏的平均值为１７％。大量廉价劳动力进入国际市场削弱了发达国家工人的议价能力。尽管将工作机会外包到中国的绝对量很小，但公司威胁将生产转移到海外给工资上涨带来了强大压力。

　　在很多发达国家，工资占国民收入比例降到了最低值，利润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去年，美国公司的税后利润占ＧＤＰ比重达到了７５年来最高水平。建立在公司利润大幅上涨基础上的全球金融市场牛市，其形成的基础却是金融市场未实现完全市场化的中国，将大量廉价劳动力带进国际市场对各种相对价格构成强大的向下压力；而资本的相对稀缺就给全球的金融市场投资者带来了世纪初的狂欢。所以，全球的企业家和金融投资者都应该感谢中国给他们带来了好运。

美议员作梗世行对华贷款　似乎有点不清醒

　　【 财经报道】曾多次在对华贸易问题上“作梗”的美国共和党议员菲尔·英格里希又要发难了，这次他竟想“搅黄”世界银行（简称“世行”）对中国的贷款。英格里希近日表示：“国会应对世行对华贷款进行深入调查，中国已经没有资格再得到贷款。”对此，世行中国项目协调人乔纳斯·祖特强调指出，世行对华贷款全部来自资本市场，且还贷记录一直良好，所得利息增强了世行参与全球减贫的实力。

　　根据世行中国代表处提供的资料，在世行2005财年的贷款承诺额中，印度、土耳其和巴西分列前三位，获贷分别为28.9亿、18亿和17.7亿美元，中国仅以获贷10亿美元排名第四。

　　但就是这10亿美元也引起美国国会一些议员的“眼红”，这些议员指责说，世行正资助一个“能够以185亿美元购买美国石油资产的国家”扩充实力。而带头发难的正是曾在上月底提议扩大美国“反补贴法”适用范围以施压中国的众议员英格里希，以及曾力主对中海油收购优尼科问题进行彻底调查的邓肯·亨特。两人也都是美国国会中极力主张以提高关税迫使人民币升值的“风云人物”。

　　一些国会议员也附和称，世行必须认真思考自己在推动全球减贫中的角色，资助一个正试图大举收购美国资产的国家是不符合逻辑的。

　　对此，美国政府多少还保持着清醒。美国财政部发言人托尼·弗拉托当天表示，世行对华贷款将对减轻中国西部地区的贫困状况产生有益影响，并帮助中国经济进一步实现市场化。

　　世行中国项目协调人乔纳斯·祖特也回应说，中国同世行的合作是“互利互惠”的，中国一向信用良好，及时还款使得世行资金的流动性大为增强。据透露，目前世行对华贷款的总量为135亿美元。

　　事实上，世行新行长沃尔福威茨在今年4月正式当选后第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就一改他的“鹰派”风格，极力“示好”中国。他当时表示，世行将继续贯彻同中国密切合作的方针，绝不会因为双方政治观点的不同，而影响经济合作的步伐。他还强调，中国的经济发展绝对是一种积极因素，美国和全世界都应该对此表示欢迎，并与中国合作，共享繁荣。

【石油市场】

中印在能源问题上或由竞争转向战略合作

　　【 财经报道】据法新社报道，由印度石油和天然气部部长助理TalmizAhmed率领的政府商界代表团已启程访华，将在本周就与中国联手收购境外能源资产进行商谈，这充分预示了中印双方可能在能源问题上由互相竞争向战略合作转变，对两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可谓意义重大。

　　此次访华的印度代表团阵容整齐，除了有政府相关部门高官带队外，还包括印度最大国有石油开发商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ONGC)的部分高层，在亚洲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中，ONGC仅次于中国的三家大型石油企业排名第四。

　　会晤计划持续5天，核心议题为双方在确保各自能源安全的基础上探寻互相合作的机会，例如联手收购第三国的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资产，尤其是在里海地区、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市场加强合作。

　　当前，中国和印度这两大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均遇到了相同的考验：日趋紧张的能源供给已跟不上飞速增长的经济需求。美国深具影响力的经济智囊机构INFORM最新发表研究报告称，对世界能源市场影响最大的国家当属美国，其后就是中国和印度。

　　相同的潜在能源忧患导致了中印类似的能源战略，即收购国外石油和天然气田以保证自身的能源供给。然而，有限的能源资产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双方之间的竞争态势，例如对伊朗和厄瓜多尔油气田项目的激烈争夺。

　　印度媒体援引本国石油和天然气部秘书S.C.Tripathi的话说，新德里希望与中国抛弃目前的竞争关系转为合作收购能源资产，包括共同铺设油气管道和联合竞标油气田等。能源分析师也称，合作对中印扩大经济规模和增强谈判实力或许更具意义。

　　Ahmed在临行前说：“我们有着相同的能源策略，双边合作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他还表示，会谈将涉及在双方各自国内的石油和天然气开采项目以及炼油等下游产业上的合作。

　　尤其令人关注的是，两国此番能源磋商是为今后更高级别的会谈作铺垫。据悉，印度石油和天然气部长马尼-桑卡尔·艾亚尔已计划今年11月初访问中国，就能源合作进行更为深入的磋商。

　　中印在能源问题态度上的转变始于温家宝总理今年4月的南亚四国行。在印度访问期间，温家宝与印度总理辛格在能源战略上实现“龙象合作”初步达成一致，也为亚洲两大经济“引擎”在自由贸易等其他领域的全面合作奠定基础。

　　目前，中国三分之一的石油消费依赖进口，石油需求占到全球总量的7%，而印度石油进口的比例更高，占到其全部石油消费的近70%，两个国家均已位居世界最大石油净进口国的行列。

用油国争能源　 国际形势趋紧

　　【 财经报道】中海油「竞投」优尼科以「退出」告终。此事对优尼科股东并非最佳消息，却有次佳效果，因为若非中海油出高价加入角逐，迫使雪佛龙「加码」，他们的投资回报便少百分之二十强。从这一角度看，优尼科股东应该感谢中海油。

　　收购优尼科无功而回，对中海油增加海外能源储藏的努力无疑是重大挫折，此事显示了天然资源尤其是能源已被定性为战略性物资，从今而后，中国欲循正途从西方国家手上收购，已不可能，准此，其在澳洲的收购亦将功败垂成。事实上，这种发展，翻阅过卡达总统的国安顾问布里辛斯基一九九七年的《大棋盘─地缘战略是美国当务之急》的人，都应该知道「欧亚大陆国家与美国为能源起争端」，迟早出现。

　　认为油产见顶一派的学者，指出今秋世界日产八千四百五十万桶已是极限，由于明年的石油日耗量预期达八千六百五十万桶，供不应求，情况严重，石油争夺战必然愈演愈烈，这固然会令油价居高难下，亦提高了石油作为政治交易筹码的重要性；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已知的石油蕴藏约有四分之三落在国企手中，这意味国与国之间的石油交易将成常态。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形下，公开市场油价因此更加难测。

　　二战结束已六十年，在这漫长的太平盛世（核子大国都不敢挑战对方），令大家忘记了二战的导因是因石油而起。当时仍是石油生产大国的美国，在三十年代后期对日本实施石油禁运，令主战的日本军人在国内政治上占上风；而纳粹德国所以冒险攻击苏联，并非希特拉发疯，而是他看中苏联的石油资源！

　　九．一一惨剧对美国的一项积极意义，是她在反恐（推翻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的借口下，于中亚的乌兹别克及吉尔吉斯坦建立了军事基地，这是有史以来美国第一次插足中亚！七月初「上海合作组织」发表联合声明，要求美军定出交还中亚基地的日期，因为「阿富汗已走上和平民主坦途」。此事已为美国断然拒绝，吉尔吉斯坦和塔吉克（均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已答应美军长驻，只有乌兹别克不肯作出承诺。有丰富石油及天然气蕴藏的中亚，已成为「油家」必争之地。

　　中亚本为俄罗斯的「禁脔」，同样有地缘优势的中国亦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加强在区内的影响力。优尼科拥有阿塞拜疆的油田，中海油若收购成功，等于扩大中国在里海地区的势力。优尼科在印尼有重大天然气田，而台湾的六成天然气来自印尼，这种微妙形势令美国府会反对优尼科落入中海油之手，因为万一后者中止对台湾输出，便会打乱了区内的「能源均衡」。中海油收购优尼科被视为政治事件，并非无中生有。

　　中国和美国是二大石油进口国，由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互异，在竞逐能源上势将趋于剧烈，而导致军事冲突的政治意外，稍一不慎，便会发生。

　　中亚之外，另一个能源战场是非洲。在冷战期间，中国高瞻远瞩地在非洲做了大量工夫，成效从其与非洲贸易量大幅上升上可见。○三年中、非贸易额达一百八十五亿（美元．下同），由于势头甚佳，预测至○六年可达三百亿，这已是美、非的贸易水平─去年美、非的贸易额是四百四十五亿。现在美国致力把非洲民主化，主要阻力竟然来自中国。苏丹和津巴布韦这些被西方世界视为独裁政权的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密切关系，以强夺白人地主的农场而臭名远播的津巴布韦独夫莫甘比，最近获中国授以名誉教授衔，其新建有二十五间房的官邸，主要建材便为中国所赠……。任何主权国都应该有独立外交政策，但中国与不少被美国定性为邪恶和流氓国家建立密切关系，很易令中、美因利益矛盾而引致政治冲突，一个现成的事例是伊朗（去年十月中国投资七百亿获取伊朗最大岸外油田百分之五十一股权），美国和欧盟试图迫使其放弃发展核武，不然将交由联合国安理会处理─经济制裁─但中国已表明会投反对票。

　　中国有巨额外滙，大规模收购海外资源是善用这笔储备的最佳办法，唯目前看来此路难行，不过，这绝不等于中国没有其他方法可充分利用这些外滙，中国近来在拉美的重大投资，便是外滙的有效运用。然而，中国在美国后院拉美的活动，已令美国寝食难安。胡锦涛主席去年底访问巴西和阿根廷，答应未来十年在区内投资千亿元，以开发能源及投资各种基建……。中国「有的是外滙」，这正是财政上捉襟见肘的拉美国家所急需的，因此一拍即合；她们和中国加强联系，对向来以君临姿态出现的美国日渐疏离，势所不免，问题是这些国家如厄瓜多尔的石油大部分输往美国，如果日后增加对中国的出口，便会打乱美国能源供应的阵脚。

　　当前用油国争夺能源的情况有恶化之象，对历史稍有认识的人，无法不把之与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形势联系起来。历史不会重演，但目前的国际形势十分恶劣─表面理由甚多，惟主要是能源「分配」─足使有心人忧虑不已。

【观察思考】

主流经济学家的傲慢从何而来

　　【 综合观察】对效率的无限推崇使得主流经济学在相当大程度上忽视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忽视了公平。在大众看来，主流经济学提倡一种嫌贫爱富的逻辑，似乎总是站在既得利益者的立场上

　　最新的消息证实，科龙电器董事长顾雏军因经济问题被公安机关依法审查，其本人已经承认挪用3亿元资金；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格林科尔系旗下上市公司争相脱离掌控。

　　5月份以来有关顾雏军和格林科尔的种种疑问终于近乎尘埃落定。

　　事隔一年，主流经济学家再次站在公众情绪的风口浪尖之上。一个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是：主导大学课堂和权威期刊的主流经济学为何屡遭老百姓的白眼？

　　不少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产权讨论被不适当地扩大出了学术界，并坚持认为在学术界，基本的观点还是一致的，对错不在人数多寡。但我们仍不禁疑问：主流经济学为什么会远离大众？精英团体为何背离大众情绪？更为深层次的问题是，就主流经济学而言，其本身就是假定现实中的人是经济人，他们在现实的约束下最大化自己的效用或利润，而现实改革路径的选择正是这些相关经济人博弈的结果。那么，为什么这些结果却不能为大多数当事人接受呢？这些问题确实令人费解，笔者的如下思考或能给人们提供一些想象空间。

　　　 主流经济学家首先忽视了与大众沟通的方式，不应盲目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我们知道，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引以为豪的是像萨缪尔森、弗里德曼这样能同一般民众交流的大家。而从这次民众对主流经济学的态度看来，中国的主流经济学要深入人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老百姓听到诸如“腐败能够增进效率”、“看到城市交通拥挤时，我就感到欣慰了”之类的言语，不是人人都能理解其中的“思想”的。

　　　　其次，主流经济学忽视了公平。当琼·罗宾逊夫人(英国著名女经济学家)风趣地说“经济学节约了爱时”，我想她指向的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主流经济学被认为是一门实证的科学，但隐含的价值判断标准是清晰的，即以效率为最高、甚至是惟一的标准。而在社会生活的绝大多数领域，自由竞争是达到最高效率的保障，因此，主流经济学本质上是一种崇尚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样，对效率的无限推崇使得主流经济学在相当大程度上忽视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忽视了公平。在大众看来，主流经济学提倡一种嫌贫爱富的逻辑，似乎总是站在既得利益者的立场上。

　　　　再次，主流经济学失去大众的另一原因源于经济学研究的现实性。在这次讨论中，社会学、历史学、法学等领域的学者更多地走向了主流经济学的对立面，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由各个学科研究的层次不同造成的。经济学之所以是一门显学，原因之一在于经济学是更加务实的学科，更多地着眼于当前条件下的现实问题，反对做远离现实的批判。这在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属于较低的层次。在其他学科站在较高层次上对现实提出各种批评时，主流经济学家通常会说，在现阶段只能达到这种次优状态，理想状态只能渐进地实现。

　　　　最后，主流经济学引起不满有其客观的一面。中国改革前20年基本上可以用增量改革来描述，这一阶段的特征是体制内的人不受损，而体制外的人福利增加，从而改革没有失利者，即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改进。此时，改革较为顺利，反对主流经济学也缺乏现实的理由和群众基础，理论得以大量传播深入。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改革深化到了存量调整，这样出现了受损者，在没有得到很好补偿的情况下，他们放大了反对主流经济学的声音。

　　　 总之，主流经济学失去大众的尴尬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注意到这些原因对于争论各方和一般大众都是有所裨益的。

　　　　市场经济中，企业成败本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然而，由于此前的恩怨，科龙事件显然意味深长。与去年不同，由于有了眼下这个确凿证据，针对主流经济学的批评由质疑再次“失语”和当初信口开河，很快转向了更深入的谴责：很多报刊评论一起发动对主流经济学家良知的拷问，认为主流经济家代表了转轨时期的某些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屁股决定了脑袋”。

　　　　对于这个问题，首先应该明确一点：就事论事地看，主流经济学家所力推的民营化显然并不是导致此类严重问题普遍发生的充分条件，因而，我们不能将顾雏军的被捕和格林科尔系的坍塌随意推而广之，得出所有民营化企业都存在类似问题的结论。单凭个案不能否定整个民营化之路，也不能轻率指责主流经济学家别有用心地将国有经济引入歧途。

　　　　其次，此次事件固然验证了郎咸平此前的判断，但这并不代表主流经济学的失败。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一个结论是，主流经济学家并不否认朗咸平所指出的国有资产流失现象的存在，对此，主流经济学家也早有关注；但他们不能同意郎所开出的处方，即无条件地认定国有比民营更有效率，进而应该终止现行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之路。这才是争论的焦点。

　　　　主流经济学的逻辑是，在像家电这样的以盈利性为惟一目标的竞争性领域中，效率是惟一的维度，而民营产权和国有产权相比具有监督和激励的效率“比较优势”，因而民营化必然是一个增加社会总财富的福利改进。

　　　　 当然，由国有向民营转变的现实中，国有资产流失屡禁不止，难以杜绝，这是事实。主流经济学家之所以置之不理，甚至讳莫如深，原因在于在现有的制度环境下，他们认为很难找到一个最优途径完成这个过程。针对公众对民营化中国有资产流失的指责，主流经济学家通常会反问道：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吗？郎咸平说国有化，而这是与主流经济学的逻辑背道而驰的———在国有产权制度安排下，被“内部人控制”的国有资产会像夏天里的冰棒一样融化消失，这难道不也是流失吗？结果是，对目的(效率)的执着追求足以让主流经济学家们忽略过程中的瑕疵(不公平)。

　　　　如果人们能够相信如上分析确是主流经济学的逻辑，那么，质疑主流经济学家良心何在，甚至指责其为自身利益而向顾雏军们大开方便之门就是有失偏颇的。你可以说一个人的逻辑推理有问题，但你不能根据他的结论对谁有好处就认为说话者得了某人的好处，代表了某种利益。

　　　　 笔者认为，主流经济学家曾经对顾雏军的支持符合其一贯逻辑，我们不能一方面呼吁学者要有独立的立场，而另一方面一旦他们得出与自己不同的观点就扣上代表某某利益集团的帽子，如此做法不能以理服人，于事无益。

　　对于主流经济学家来说，顾雏军和格林科尔只是一个不争气的个案，在“郎顾之争”尚未完全消逝之际落下马来。然而，期望主流经济学就此偃旗息鼓，远远不切实际，而诉诸“良心”和“利益集团”之类的批判至多只能起到隔靴搔痒之功效。因为，只有观念能够打败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