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发展与大学的改革

    在《哈佛世纪：锻造一所国家大学》的翻译过程中，我又一次来到了美国。这次是随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教育与人力资源考察团赴美进行调研的，自然对哈佛的实地考察也在计划之列。在芝加哥市、伊利诺易州的迪卡尔布、纽约州的首府奥伯尼、纽约市的曼哈顿岛，以及波士顿等地，我们走访了多所大学和社区学院，从多个方面了解了美国社会发展与大学改革方面的有关信息，对我们比较全面地介绍和把握美国的高等教育发展状况起到了积极的帮助作用。
　　就在我们到达美国的两个月前，在2001年的7月1日，一位在经济学领域卓有建树的学者劳伦斯·H·萨默斯（Lawrence H.Summers，1954-）刚刚坐上哈佛大学校长的交椅。他是在继第25位校长德里克?博克（1971-1991在位）、第26位校长尼尔·L·鲁登斯坦（Neil L.Rudenstine）之后的第27任校长。这位于1982年在哈佛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很快成为哈佛大学最年轻的经济学教授（当时仅有28岁）的学者，在金融学、政治经济学等领域是知名的教授，并有着在政府机构、银行和学术机构、国家咨询机构工作的经历。20世纪80年代初他曾在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任职，提供国内经济政策咨询，随后回哈佛大学任经济学教授。90年代初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1995年由财政部长鲁宾推荐任财政部副部长。1999年2月被克林顿总统任命为财政部部长。2000年1月布什总统上台后转到布鲁金斯研究所工作，直至担任哈佛大学校长。作为他的搭档，一批年富力强的学者和富有管理经验的人士被充实到哈佛董事会中来，试图在哈佛辉煌的历史中再添新的篇章。
　　到2000年止，哈佛大学已有38位学者获得过诺贝尔化学、生物学、物理学、医学、经济学等奖项，另有数位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如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906年获和平奖,T.S.埃利奥特(T.S.Eliot)1948年获文学奖,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1973年获和平奖等，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哈佛的质量与水平。在近些年有关美国大学多项指标的排行榜中，哈佛都名列前茅，2001年哈佛的本科生教育又在全美排名第一，甚至在美国公众的心目中，哈佛一直是其国家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水平的标志。其之所以能象常春藤一样历久弥新，关键在于其自身具有的创新机制和学术独立的优良传统。
　　我们一行人于2001年的9月10日晚间抵达纽约的曼哈顿，第二天即遇上了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在这一剧烈的社会政治动荡中，我们亲身感受到了美国社会方方面面的，体会到了许多在日常难以体验的感觉，加深了我们对美国社会的发展、美国国民的素质，以及美国大学改革的理解。就在事件发生的随后两天，美国的部分报纸就刊登了哈佛大学与美国的部分名牌大学发表的对国家处理这一突发事件的基本看法和立场。他们主张用法律和道德的手段来对付国际恐怖主义，而不是用战争和报复来对待恐怖袭击。这再一次鲜明地表现出哈佛在办学上和政治上的独立地位，以及美国大学作为社会良知和政府外脑的特殊作用。尽管美国政府并没有采取哈佛建议的解决方式，哈佛的学子们在根本利益上与美国的国家利益也是一致的，但作为一所代表国家和民族精神的大学，它的存在价值就在于其有独到的见解和发表这些独到见解的传统。
　　与其他美国的名牌大学相比，哈佛对教育的关注是十分深切的。当芝加哥大学的校董事会决定将关闭历史悠久的、由世界著名教育家约翰?杜威打出名望的教育学院，主要是因为生源不足时，哈佛的教育学院却办得如火如荼，且增设了许多新的课程内容。在哈佛大学教育学院2002-2003年的计划书中，教育研究的内容丰富多彩，涉及到现代教育管理、教育评估、终身教育、双语教育、教育心理、计算机教育、教育国际化等诸多有挑战意义的课题，其关注的重点与教育改革的整体趋势紧密相关，也与社会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教育需求有关。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就是要使今天和未来的教育适应和促进社会，特别是教育市场的变化，不断提高各级各类教育的效率与水平。
　　先以哈佛教育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阶段所设的课程为例，其包括：（1）管理、规划与社会政策（APSP,含社会与学校、中小学教育、高等教育、国际教育教育研究、城市化监控等80多门可以选修的课程）；（2）人类发展与心理学（HDP,含教育研究导论、艺术与理解、教育中的经验分析与项目评价等100多门可以选修的课程）；（3）语言与阅读（L&L,含多种选修课程）；（4）学习与教学（L&T,含教育哲学导论、成人发展、教学史/社会研究、科学的本性、在自然研究中的变化、教师领导与权力/从教室展开的学校改革等90多门可以选修的课程）等几大领域，可提供广阔丰富的学习领域。
　　再以硕士研究生阶段所设的课程为例，其包括：（1）个性化课程（含自我设计、管理规划与社会政策、人类发展与心理学、学习与教学、国际教育、精神大脑与教育等多门课程）；（2）专门化课程（教育的艺术、性研究、高等教育、国际教育政策、语言与阅读、风险与预防〈包括0-10岁儿童期和11-19岁青春期两部分〉、学校领导〈包括校长证书课程、学校发展、教师领导等〉、教育技术等）（3）教师证书课程（含教师证书课程、中学数学与科学等）。其他还有面对教师开设的高级证书课程和非学历课程，为在学的和在职的求学者提供了多方面的服务与选择，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其中不少经验值得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认真借鉴，其探索的许多领域应该将为中国的教育工作者提供有益的参考。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和各方面竞争的加剧，各国对教育资源以及人力资源的争夺更加激烈。美国虽然在“新经济”改革的第一轮实践中遭受挫折，但其对全球经济的总体把握和积极参与仍能体现其内在的活力和雄厚的基础，而且其基本的改革与发展思路是复合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仅以教育行业为例，在今天全世界教育市场的价值总量达到两万亿美元时，美国对该项资源的占有已达三分之一，仅中国每年流向美国的求学费用就达数十亿美元之多，在全球教育资金和人力资源的流向上，美国是极大的顺差。这从一个角度说明，在适应市场和知识经济方面，美国不仅占有先机，而且其经验也是丰富的，有许多思路与做法值得借鉴。中国进入WTO后，国家在教育方面的承诺首先将在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等方面兑现，其挑战的现实性、严重性和紧迫感都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及时和深入地借鉴和了解哈佛以及美国大学和各发达国家的名牌大学的办学经验就显得更为重要。当然，这些借鉴和了解必须是基于对美国和相应国家的社会与大学关系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上的，就教育谈教育只能搞乱我们的思想和认识，所学的也只能是一些皮毛。
　　在涉及哈佛与美国社会的关系时，美国学者弗雷德?赫钦格与格雷丝?赫钦格在其著作《美国教育的演进》中指出：“美国教育史就在美利坚和众国建立之前便开始了。定居美国荒野中的第一批移民便深信教育对他们决心创立的美好社会如何重要。他们离开英国不到二十年，便于一六三六年创办了美国第一所大学——哈佛学院（在美国，学院和大学都是指高等教育学府），据哈佛早年的校史，建校的动机出于宗教：在解决了吃住问题，兴建‘以便礼拜上帝的地方并且成立平民政府’之后，殖民地开拓者‘便力求掌握高深学识并把这种学问流传下去；生怕现在我们的牧师一旦物化，会把教堂留给不识字的神职人员’。”“事实上，哈佛不只是一间牧师训练学校，殖民地开拓者的宗教信仰和他们致力开发教育的关系，远比上面援引的那一段所透露的为复杂。在十七世纪，所有基督教徒仍完全相信宗教是为家庭及社会提供道德基础的，而教育的要务是向儿童教导道德原则和基督教教义。学校教导儿童识字俾使他们能直接阅读《圣经》。他们认为不能直接阅读《圣经》灵魂就不可能得救。在高等学府中，教育与宗教的关系就象如今它和心理学及社会科学那样深那样分不开。”
　　当作者把哈佛大学放到整个美国教育和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分析，就自然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哈佛在塑造美国的文化与精神方面，曾起到了非常关键和重要的作用。而在这一推进美国社会进步的教育实践中哈佛也锻造了自身，并为美国大学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作了成功的尝试。正如作者所概括的：“哈佛的创办为美国建立了自己的大学传统，这是它真正的重要性。到美国进行独立革命（1775-1783）使殖民地摆脱英国的统治时，每个重要城镇和差不多每个教派也都各自有了学院。有些人认为这是危险的趋向，是美国在学校方面重量不重质倾向的开端。可是后来进修高等教育的方便所带来的好处，要比入学较难的大学制度保持极高标准的好处有价值得多：它鼓励教育多样化，使美国社会不致于产生单一而狭窄的受教育阶级。”
　　2002年5月14日，哈佛大学新任校长萨默斯先生应邀到北京大学访问，并做了题为《全球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的演讲。他认为，在全球化浪潮下的学生们要应对五大挑战：一是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必须加强沟通意识；二是知识更加实用化，应该坚持广泛学习；三是应该更关注人文科学，关注人本质的内在的东西；四是知识快速发展和更新，学科划分越来越细，应该对知识慎重选择；五是在不停变化的大环境中，应该有主动意识，把学到的知识“释放”出去。他以哈佛为例说，哈佛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绩，与它拥有长远的教育眼光分不开，它不仅重视现在流行和热门的学科，更关注一门学科未来的发展趋势和前景。大学只有不断超越自我，才能做得更好。（见《北京晨报》2002年5月15日第五版）其所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社会发展与大学改革的关系上，再一次体现了哈佛大学的办学理念和改革主旨，为我们今天的高教发展提供了更新、更有益的借鉴。
　　由此可见，发展高等教育与普及高等教育，不仅有提升国民基本素质的重要作用，也是调整社会结构、促进社会民主的重要手段。确立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高等教育的规划，不仅要有对教育问题的深入思考，还必须顾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科技等诸多相关问题，如此才会有高等教育与社会协同发展的探索与实践，最终形成高等教育与社会相辅相成的发展态势。美国人在二战以后谈到教育问题时总是把教育与国家安全联系在一起，自然高等教育是其中最为重要的部分。然而，对这些最为重要的部分，美国政府并没有把它牢牢地掌握在手中，而是将其推入有序化发展的市场和社会，通过国际间、地区间、公私立之间的竞争和社会及市场的检验，使大学得到锻炼和激励，并与社会的发展紧密融合。在这种背景和基础之上，大学的功能与作用在发生着改变，大学的发展目标在走向多元，大学在适应社会和保持独立的同时通过其不断的创新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大学仍然是社会改造、人的发展、政治民主、经济繁荣、科技进步、服务到位等的先觉者和促进者，因而其重要性有增无减。
　　众所周知，美国在教育思想的发展方面是十分活跃的，在高等教育方面也不例外。由于大学管理模式的多样性，也使得其探索的方式千姿百态、各有千秋，在理论研究和改革实践等方面都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与资源。但在适应社会发展，适应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的变化方面，大学在改革发展的总体上是循着其共同的和基本的规律前进的。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美国的大学逐渐在学术的象牙塔和社会的基本需求之间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位置，在此期间其发生的种种改变以及在理论方面的种种探讨均在这一重大的变革范围之中。纵观美国近二百年的发展史，其在独立之后迅速成为农业强国、工业强国、科技强国、经济强国、军事强国的发展历程中，大学对社会变化的适应与促进是其中至关重要的因素和环节，社会发展与大学改革的互动与博奕是二者始终同样充满活力的关键。
　　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美国发展高等教育的基本思路是讲求实际的，其注重大学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不仅促进了社会的进步，还使高等教育的服务功能、创新功能得到了较为完满的发挥。大学体系的不断完善与社会的不断成熟相得益彰，形成了较为协调的相互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协调不是被动的附和，不是消极的追随，而是以积极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去引导社会、培育更趋完美的社会文化和精神。哈佛和其他美国的大学已经有了自己鲜明的传统与特色，但其并没有因此而满足、自闭或停滞不前，因为在其早已确立的大学精神之中，并没有树立绝对的真理和权威，不断地创新与其可持续发展是相关联的，这就是哈佛倍受关注、倍收青睐的原因所在。
　　在美国高等学校的改革与发展中，哈佛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和当之无愧的代表，从哈佛的身上可以折射出美国大学三个多世纪以来发展改革的基本历程，也充分证明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如何与美国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相得益彰的。通过《哈佛世纪：锻造一所国家大学》一书，我们可以从一个生动和具体的侧面了解美国社会发展与大学改革的许多相关信息和重要的经验，并为中国锻造自己的国家大学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积累更丰富的知识与资源。
　　在这部《哈佛世纪》的翻译出版过程中，首先要感谢我的好友何非先生以及贵州教育出版社的奚晓青先生与汤文女士，由于他们的信任与支持，这部难度较大的学术性和传记性专著才得以出版。同时，还要特别感谢我的翻译合作者陈德彰、程玉红、熊军先生、鲜瑜、吕华女士、特别是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翻译教研室主任陈德彰教授、国外问题专家郭永新先生的耐心指点与细心审校，为全书的翻译把好了质量关。最后，要感谢我所在的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比较教育研究中心，为翻译工作的顺利进行所提供的物质和经费方面的大力支持，使艰难沉重的学术研究与翻译工作得以展开。希望今后仍能得到各方面的扶持与帮助，也希望广大读者和教育界同仁能对本书提出宝贵的意见。